理解陶渊明，就是理解自己的生命

飘荡风元素

最近看了《休闲读品·天下》第二期的一篇文章《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不仅让人浮想联翩。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明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后来有些人把陶渊明的这次举动归因于他蔑视权贵的理念。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任何通过学习和教化获得的理念都没这种力量，在生死之际，最能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是先天的秉性，而不是后天的教养。正是出于这宿命般的天性，他脱离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的队伍，是被时代潮流所抛弃的人。也正是这种天性，他热情讴歌了大自然带给他的欢乐和终极慰藉，为后世一切被时代抛弃或自我遗弃于时代的人提供了最后的心灵避难场所。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我们总有很多梦想是不能实现的，在年青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实现这些梦想而准备，闻鸡起舞。但当岁月无情地掷我们而去，我们一天天衰老，双鬓渐渐被白发覆盖，肌肉也逐渐松驰，不像年青时那么结实，体力明显衰减，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的前途在哪里？还有什么前途吗？这时，你会明白，这梦想已经实现不了了，你会绝望；但你仍不能释怀，所以总会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中煎熬。我想这是很多读书人的实际的生命状态，到今天仍然如此，这恐怕也是陶渊明的诗歌在今天仍能找到读者的原因。我上面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他的诗歌的白话复述而已，他的笔调更为简洁平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陶渊明年青时，对田园生活充满了浪漫幻想，所以，在他早年的一些诗歌中，歌颂了不少田园生活的美好。他也的确过过一些美好的田园生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他衣食无忧，有着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心情。他倾听种子发芽的声音，享受庄稼成熟的欣喜，不仅可以和农家邻居把酒话桑麻，甚至还有一些隐居同道来谈诗论文。他记录了这时的愉快生活“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平凡的农家生活之所以能在他的笔下呈现出诗意般的美好，实在是与他热爱劳动的天性有关。他不同意儒家先圣孔子鄙视体力劳动的立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劳动就不应该活下去，他本人的大半生都象一位真正的农民那亲自劳动，“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他亲身体验着山间的风寒，挥洒耕耘的汗水，享受着健康向上的劳动的快乐。他的那些田园诗，直接描写田园风光景色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展示平凡的劳动与生活中的快乐心情。
但在灾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的农村和现在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有效的公共救助机制，每逢灾年，必然出现饿殍遍地、流离失所的惨状。陶渊明的一生中至少遇到过三次水灾，一次火灾。特别是在他晚年，体力衰减时，还遇到了一次饥荒年景。和其他普通的农民一样，他有过挨饿的经历，记下了饥肠辘辘，勒紧裤带盼天明的日子，“饥者饱初欢，束带候鸣鸡”。甚至记下不得已到别人家里讨饭吃的尴尬场面。他经历了冬天没有被盖，夏天没有衣穿的艰难岁月。饥荒中的他，已全然没有了傲然世外的潇洒，他阐述自己这时的理想就是：冬天有床厚被盖，夏天有件粗布单衣穿，肚子吃饱，能鼓起来，那就啥也不想了。（“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中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了农民生活，如白居易、李绅等，但他们多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表达了对农民生活的同情。陶渊明和这些诗人不同，他本人就是个农民，他以农民的身份记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所以他的诗中，不再体现出旁观者的单一的同情，而是当事者的复杂、丰富、饱满的感情：有劳动的快乐，收获的欣喜，也有灾害带来的苦难，更有蔑视苦难的豁达与坚韧。
陶渊明年青时曾给自己写过一个简短的小传《五柳先生传》，其中说自己“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那时他年青，这两句话说起来漂亮，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尽管有过种种动摇，最终他还是做到了。

比较起来，“不汲汲于富贵”似乎容易些，尽管他也去当过官，而且直到老了，还为自己没有在仕途上建功立业而耿耿于怀，但那也仅仅是种心情而已，在行动上，他可是说不当官就不当官了。而“不戚戚于贫贱”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当贫贱已达到饥寒交迫、快要丧命的时候，能没有悲戚之感，那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特别是这贫贱还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还有老婆孩子，因为自己坚持了某种个性原则，拖累得一家人跟着受罪。对此，陶渊明也是怀着歉意的。在给儿子们留下的遗书中，他曾检讨说是因为自己不去做官，拖累了妻子和儿女，颇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对于偶尔抱怨的老妻，他则含蓄地建议她学一学古代那些贤明的妻子，如春秋时楚国老莱子和汉代王孺仲的妻子。对于孩子们，他不仅告诫他们要团结，而且告诉他们要与人为善，要像管仲善待鲍叔牙那样，善于结交对自己有用的人，一旦这些人得势，就会给你们带来帮助。这些话和他自己作人的准则并不一致，说明他是通人情世故的人，他理解凡人的一切世俗要求，只是自己做不到，所以，不再把自己的行事原则强加到孩子们的身上。

对于自己，他依然故我。他62岁时，正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时任江州刺史的刘宋大将檀道济携米肉来看望他，看着病卧在床的陶渊明，檀道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现在先生生活在一个文明有道的时代，何必这么自苦自己呢？”陶渊明的回答冷傲而优雅：“我怎么能比得上那些贤人，哪有那些志向！”对于檀道济送来的米肉，“麾而去之”，退回去了。

按说这个檀道济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他后来被刘宋政权冤杀，留下了一句“自毁长城”的名言。而陶渊明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曾接受过多次前任江州刺史王弘的馈赠。可这次，他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甚至到了到别人家里去乞讨的地步，可为什么要拒绝檀道济的馈赠呢？我猜想，可能是檀道济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惹恼了他，檀道济是当时最有实权的大将，难免有些春风得意、小人得志的样子，不像王弘那么谦和。陶渊明最看不惯这种小人嘴脸。所以，一怒之下，拒绝了他的米肉，和他二十年前，因看不惯督邮的小人嘴脸而辞官一样。按常人的标准，这一次更不容易。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可面对一斗能救命的米呢？陶渊明的回答是：仍不折腰！

事后他也懊悔自己的毛病，但是绝没有改变的意思。他说自己也知道：在救命的时候，嗟来之食吃就吃呗，但就是做不到！唉，天性如此，随它去吧！

后来有些人把陶渊明的这次举动归因于他蔑视权贵的理念。我觉得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任何通过学习和教化获得的理念都没这种力量，在生死之际，最能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是先天的秉性，而不是后天的教养。

正是出于这宿命般的天性，他脱离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的队伍，是被时代潮流所抛弃的人。也正是这种天性，他热情讴歌了大自然带给他的欢乐和终极慰藉，为后世一切被时代抛弃或自我遗弃于时代的人提供了最后的心灵避难场所。

读陶渊明的诗，得在四十多岁以后。四十岁以前，生活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他诗中的人性内涵。而读他关于生死感慨的诗，就得五十岁后了，只有在人真正感受到死亡的逼来的气息时，才能体会到同样的心境。

陶渊明对于死亡持有一种十分明智而达观的态度，他认为，有生就有死，圣贤富贵者均不能免。所以，对于死亡，他不仅没有畏惧，在其晚年，甚至有种亲切之感。他与当时庐山东林寺的名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有过一次著名的辩论，是关于人的灵魂的问题的：慧远的观点是“形灭神不灭”，就是说，人的身体死了，但灵魂不会死，只是轮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这其实是一切宗教的理论基础；而陶渊明的观点是“形灭神亦灭，”就是说人的肉体死了，灵魂也就随着没了，哪有什么其它世界，这当然是种唯物主义的态度。在接近暮年时，他提前给自己写好了《挽歌》，表达了自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心情，想象出自己死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情形，明白生命之流不会因一个人的死亡而停止，依然生生不息地向前流淌着。在最后的时刻，他还给自己撰写了《自祭文》，那时，他饱受饥寒和病痛的折磨，巴不得早些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写下了“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句子。他留下的遗嘱是对自己的坟墓不必加多么厚的封土，也不必在坟上种树，只是任由岁月流过，让自己的身体与山坡上的泥土融为一体。（“不封不树，日月遂过”“托体同山阿。”）这这种态度等同于现代的“火葬”，这在一向重视墓葬文化的中国农耕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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